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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：
在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，中国哲学既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，也形成了多重思想形态。
这部分人是真正掌握了天道天理、能穷神知化的人，这些人自然应该是人间的治理者，是普罗大众精神和实践的导师。无论是人的肉体感官之欲，还是向善守序等道德本性，都源于天、源于气。
(同上)可见所谓德性之知就是对事物的抽象、普遍之本质的认识。《尚书·吕刑》中也明确了刑的教化作用：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这就解决了天与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问题。其三，时是天理彰显的载体。……经正则道前定，事豫立，不疑其所行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。
(参见龚杰，第177页)一夫藉则有十亩之收尽入于公，一夫税则计十亩中岁之收取其一亩，借如十亩藉中岁十石，则税当一石而无公田矣。因此，人类社会的治理思路、方略、原则等均能够从《易》中找到根据，或者说均可由《易》理推衍而来。张载还借用阴阳关系阐释了宗一统的价值取向：阳遍体众阴，众阴共事一阳，理也。
这就是说，善治者能够认识到天人一源的共性同理而相感，因此能够在治理活动中以感人心来使天下归心。张载说：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，非闻见小知而已。孔子则指出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最低一层是考察该思想是什么，如我们上节所讨论的内容。
行权虽然需要依赖人的主观判断，但其依赖的是主观判断的能力，而绝非以主观本身作为根据，因为道义才是行权的根据。最上层则再进一步，分析其内在精神的形成原因，此放在后面一节论说。
所谓兼体就是周知万物，所谓不累就是不为万物之客形客感所滞，而能一贯气理天道于万物，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(《中庸》)。关 键 词：社会治理 天人关系 《正蒙》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开山大儒之一。天人异用，不足以言诚，天人异知，不足以尽明。张载认为，天道的神化过程幽隐而不测，难以通过闻见之知的感知方式达到认识，而只能以另一种认知方式去把握，即超越人的感性或理性认知能力的方式。
此为天地之大义，即天理，亦人理。从《正蒙》一书的立意、结构及内容来看，张载希望通过对天人关系的厘清来为个体德性的涵养、德行的锻炼、社会制度的文明、政治善治的实现等问题的解决提供思想基础。此外，尚权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一直推崇的实践理念。其次，为了能够确保在非正常情况下提供支撑，国家(政府)需要在正常情况下有所储备。
其次，行亨德就是能使天下会通，这是优化配置各种资源(包括人力资源)的能力。从张载思想展开的逻辑来说，其天人关系的构建是为其社会治理思想开辟理论空间。
故语道至于不能象，则名言亡矣。极数知来，前知也，前知其变，有道术以通之，君子所以措于民者远矣。
(《正蒙·中正》)行权虽属必然，但实在不容易把握好尺度。曲尽鬼谋，故可以与佑神。所以在他看来，善治者不必纷纷必亲天下之事，只需要合理分权，循礼实现各层次的社会自治，就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(《周易·系辞下》)。前两项是中国哲学所谓体，后两项则为用。张载认为经济是治人先务。(《正蒙·天道》)也就是说，对于形上范畴的把握一般需要先得意再得名，有名再指实(象)以为验。
《尚书》中记载了大量的上古统治者关于刑教的观点和事迹，比如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帝舜赞美皋陶：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……刑期于无刑，民协于中，时乃功懋哉!皋陶也赞美舜说：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。封建主要功用在于政治分权和达到精简而治。
所以圣人神道设教、君子举天理以示人，气壹动志而天下服，天与人的世界通过圣人君子的承接得到了统一。张载说：天之化也运诸气，人之化也顺夫时，非气非时，则化之名何有?化之实何施?(《正蒙·神化》)这就是说，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因时而变、与时俱进，否则任何政策措施都无法适应现实，而缺乏发挥作用的凭藉。
他说：天理者时义而已。对于仁政善治而言，三者缺一不可：井田而不封建，犹能养而不能教。
由此张载认为，即使不得不站在人类的立场，治理者也要认识到成物成己的一体性，从而维护好他者应得的存在与发展的条件，不至于因满足个人私欲而剥夺他者的存在和发展之权利，这就是义。由自然理路可推出天人之间发生关系是必然的，而且天道决定着人道。(参见龚杰，第177页)一夫藉则有十亩之收尽入于公，一夫税则计十亩中岁之收取其一亩，借如十亩藉中岁十石，则税当一石而无公田矣。圣人则是至诚而能得变化之道者，因而能够通其变使民不倦(《周易·系辞下》)。
另一方面，他慨然有意三代之治，望道而欲见(《张载集·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》)，因此不仅在思考的根底上始终不离日用常行，而且尝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寻实现理想之治的可行方案。(《正蒙·大易》)在张载看来，道远人则不仁(《正蒙·至当》)，无论是治之本还是治之术，都只有与天道一贯才能于人事上产生神化之功。
象是时中象，时为象之时，二者不可分割。封建井田而不肉刑，犹能教养而不能使。
他提出的四为追求——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(《宋元学案·横渠学案下》)，所体现的正是作为这一关键环节的人的担当和使命。行权之人必须时时即道，须臾不可离。
只有具有这种公心的人才是大人，是合格的治理者。……推而放诸有形而准，推而放诸无形而准，推而放诸至动而准，推而放诸至静而准，无不包矣，无不尽矣，无大可过矣，无细可遗矣，言若是乎其极矣，道若是乎其至矣，圣人复起，无有间乎斯文矣。这也正是张载用功之处，此如范育作序所言：夫子之为此书也，有六经之所未载，圣人之所不言……《正蒙》之言，高者抑之，卑者举之，虚者实之，碍者通之，众者一之，合者散之。但在非正常情况下，政府则需要对人们的生活承担支撑作用，因为此时并非个体或家庭不努力工作，而是由于外在环境条件的变化导致生产生活失序乃至无法持续。
可以说，四德经过张载的诠释，转化为圣人君子实现善治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或品质。在其理论构造中，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，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，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，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。
张载将具体治理活动分为三个方面，一是养，二是教，三是使，分别对应井田、封建、肉刑三种制度。因此，张载既立意于真行，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止于理论上的条理清晰，而必须考虑到实践上可验之于行。
明患而弥其故，故曰藏往。……经正则道前定，事豫立，不疑其所行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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